“一带一路”专家谈(下)

作者:    单位:华侨大学报发布时间:2017-01-09浏览次数:

  编者按:在2016年12月17日举行的第二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上,来自中国、泰国、新加坡、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8位专家学者发表主题演讲,就“一带一路”建设阐述各自最新见解。华侨大学报将专家们的观点加以整理,以飨读者。本期刊登下半部分。 

    查迪玛·维拉科迪:深化交流 增进互信 务实合作

    斯里兰卡石油资源开发部部长查迪玛·维拉科迪在论坛上指出,未来沿线各国应该进一步深化交流、增进互信、务实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在深化交流方面,一是要加强“一带一路”课题的合作研究;二是要加强文化的互联互通;三是要突破交流中的语言问题。一方面要在海丝沿线国家大力推广汉语,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另一方面要继续在沿线国家推广英语,利于在国际场合的交流。

  在增进互信方面,首先海丝沿线的65个国家必须要保持政治的稳定,才能进一步地互联互通,增进地区互信;其次,要增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获得感,让丝路沿线人民获得切实的利益,通过互利共赢合作让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大家所共享。

  在务实合作方面,“两国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斯里兰卡和中国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推进具体项目的合作。”查迪玛·维拉科迪说,比如,在中国的帮助下,斯里兰卡新的港口和新的机场建设工作良好。而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斯里兰卡的投资环境得到优化。他称,斯里兰卡正在建立经济特区,特别希望中方能够出资参与到其中的建设。

  查迪玛·维拉科迪表示,斯里兰卡会继续优化和升级基础设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 

    古德尼兹:“一带一路”是新世界秩序的基石

    土耳其退役海军上将、科克大学海事论坛创始人拉马扎·古德尼兹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成为构成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石。

  他表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陆上资源的逐渐枯竭,人们将更加依赖来自海洋的资源。“过去的海洋运输以大西洋为中心,现在这个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亚太地区。”古德尼兹认为,这是21世纪世界格局非常重要的转变,它将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上产生一系列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将沿线国家有机地整合起来,因此“一带一路”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古德尼兹表示,当前世界并不太平,中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地区依然战火纷飞。但是幸运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暂时还没有战乱,目前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从长远上看,如果乱局不断延伸,则不仅有可能会影响到陆上“丝绸之路”,还有可能影响到海上“丝绸之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历史上看,只要是有中国注资或者是投资的区域,就会出现和平的曙光。”古德尼兹认为,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能够参与中东地区的战后建设,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经济、贸易建设,都能给这些国家带来和平的气息。

  古德尼兹表示,中国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帝国主义者或者是霸权者的形象。过去的40年中,中国为崛起而所做的努力,对于世界的未来来说是一种启示。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奇迹,将照亮中国前进的道路,同时对世界和亚洲提供一种稳定的力量。

  “十分期待土耳其能够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古德尼兹如是说。 

    尼空:“一带一路”有利于东盟经济平衡发展

    泰国国会前上议院议长尼空·瓦拉帕尼认为,两国自古以来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文化对泰国产生了许多影响,如今泰国华侨对泰国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当前泰中两国继续密切关系,扩大交往,有着非常深厚的基础,两国的文化差别仅仅是语言、文字和传统而已。

  尼空表示,近1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都保持着7%以上的增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是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提议。

  他说,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公布后,沿线国家都非常支持“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双赢发展战略,尤其是泰国。2014年是泰中建交40周年,双方共同举办了很多活动,进行了各方面的交流。双方都一致认同,“一带一路”的目标是联合各个地区,使各个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一起推动“一带一路”,加强合作,互利双赢。

  尼空认为,每个国家所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可能有的获利多一些,有的获利少一些。但是对于东盟和泰国来讲,“一带一路”将有助于东盟经济的平衡发展。泰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沿线国家,更应该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连接贸易、旅游和其它市场的合作作出努力。 

    赵可金:“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转型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副教授认为,“一带一路”是从一个地区国别的政策变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性倡议。这并不是中国独唱,而是沿线国家的交响。这当中有一条主旋律:对内,是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也就是“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对外,是寻求共同规划,即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富裕。

  赵可金认为主旋律的核心线索有两条。第一是深度全球化。前一轮的全球化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是表面的全球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深度全球化,是社会文化的全球化。第二是去全球化。去全球化并不是反全球化,实际是进一步夯实全球化的社会基础,体现为尊重社会多样性,尊重文化多样性。

  中国推动两条线索的结合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战略正在进行重大的转型。三十年前,中国可以从世界获利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现如今,中国走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地带,现在的世界经济处于下行阶段。这个时候再仅仅通过打开国门的方式,是不行的。

  赵可金认为,目前还有三个工作要做,第一个就是建设平台。要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放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平台建设的核心是改制、转制、创制。第二个是要进行制度创新。日本的综合商社制度是众多商社的联合体,这样一种制度能不能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创造一个制度性的依托?第三个是指导的创新。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的情况下,在全球近五百年以来的西方的指导体系出现挑战的时候,“一带一路”真正有价值的是一起去发现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难题的一些智慧之光。

    贾益民:“海丝”的体制建设与华侨大学使命

    我校校长、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贾益民表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海丝”建设应注重以下六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

  一是“海丝”国家应该致力于建设既符合本国实际利益、实际特点,又符合“海丝”建设的国际特征和规则,建设自己的新的开放性经济体系。

  二是建立“海丝”建设的评价机制。如何对投资项目进行预判和评价十分重要,需要建立科学权威的评价机制,以提供决策咨询和信息支撑。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加强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风险评估研究,有效地进行国别风险识别、评估与判断,加强国别政策、投资与宗教风险研究,降低人身风险,控制经营风险、预判政治风险等,充分发挥各方风险防范的主动性,统筹规划,形成一国一策、一个项目一个模式的合作模式。有关部门应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投资风险、经济贸易风险和总体风险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评估,并定期发布信息,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提供决策依据。

  三是建立“海丝”建设的预警机制。要建立有效的“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对外风险投资的风险监控和风险预警机制。管理机构应建立相应的产品以协助企业规避投资风险,中国经营机构应早期介入、主导风险分担的结构设计,中国跨国企业需要在内部设立专业的风险控制,安全调查部门建立企业级别的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要重视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对国际投资的风险缓释作用,分散政治风险,维护自身投资的合法权益。要注重利用好多边国际组织的保障作用,丰富政治风险的管控方式,使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得到有效的防范和解决。

  四是要建立“海丝”建设安全体系。(1)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的复合型、复杂性和多边性、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都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探究和观测造成了极大的难度,尤其是预警机制建立的高科技性和高资金要求等也给建立预警防范造成了极大的困难。(2)制定国际非传统安全情报合作机制。国际非传统安全深度合作的关键是双方互信上升至国家战略,只有互信才能共享情报,这也是实质性合作的最重要标志,借鉴整体政府理论、实施国家整体反恐情报战略。(3)多部门协调建立应急管理机制。非传统安全问题通常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仅靠外交部门和安全部门的解决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多部门的协作。在与其他国家开展协调合作之前,首先需要理顺国内部门的协作,外交部门与其他部门建立起沟通协调合作机制,形成一个拳头,建立完整统一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管理水平。

  五要建立“海丝”建设动力机制。“一带一路”建设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具备一定结构特征的多种因素依据一定作用方式共同推动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发挥内外动力协同推进,动力来源包括内外部动力源。内部驱动包括要素驱动、产业驱动、效益驱动和创新驱动,外部驱动包括政策、市场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内外生动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带一路”发展演化的动力机制。

  六要建立“海丝”建设的保障体系。安全形势评估是“一带一路”跨国跨洲合作国际大战略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决策因素,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未来投资区域选择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政策上应该打破传统政策实施路径的限制,在政策联动方面上创新,避免单个政策无力发挥作用。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是经济政策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政策,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要强调三大政策实施的统一性,坚持以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为目标,以产业政策为基础动力,在理顺国内区域关系的基础上实施合理的对外贸易政策,从而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华侨大学自建校以来,一直奉行“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建设,主要关注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有关政策、理论等方面的问题,关注地方尤其是福建省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泉州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以及厦门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支点城市”的建设,同时密切关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华侨华人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问题,也正是华侨大学研究的重点。

    许培源:四大自贸区差异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我校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许培源表示,2013年9月提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PFTZ,简称自贸区)”和“一带一路(BRI)”是中国打造对外开放2.0版,在境内、境外同步推进的一体化大战略。从对外开放全局来看,自贸区服务于“一带一路”,是“一带一路”的国内支点和先行先试。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大自贸区作为“一带一路”的国内重要支点,在功能上承接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任务,各个自贸区的区位、港口、产业等条件不同,差异化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动以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金融规则等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的融合和重构,是“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规则的先行先试;天津自贸区发挥天津港的优势,打造“一带”和“一路”双向开放新平台、新通道,既建设联通中亚、蒙俄、欧洲的陆路通道,又加强与日韩的海上互联互通;福建自贸区对接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携手两岸共建“海上丝路”,同时依托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拓展海洋合作,打造海上战略支点;广东自贸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依托港口和机场群及香港金融服务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自贸区加强制度创新,对TPP等新规则进行先行先试,朝全球高标准自贸区迈进;同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探索符合中国及沿线国家的新型贸易与投资规则(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注入更多中国元素、发出更多中国声音),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赢得主动权。

  比如,自贸区“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模式,一方面要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接轨,另一方面要为中国参与双多边国际谈判、签署投资保护协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权益保护等先行试验。负面清单不仅瞄准TPP等一些国际高标准的贸易规则,而且要符合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些具体情况,最终接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又如,“金融国际化”不仅要扩大金融服务对外开放,实施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实现离岸人民币闭环回流,而且要为“一带一路”通过AIIB、金砖国家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支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产能和货币双双走出去创造条件。

    (原载于2017年1月3日第863期《华侨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