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晚报】大学教育是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

作者:黄建烽      单位:《泉州晚报》2021年1月7日 第14版 发布时间:2021-01-07

    大学和文化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大学本身就起源于文化,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说教育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大学者,有大学文化之谓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大学即文化,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认为“从起源说, 文化是‘人化’,人的主体性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功能说,文化是‘化人’, 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大学就是通过文化培养人、‘创造’人的。”

    人类社会之所以得到延续及发展,是因为它主要依赖了两个基本形式:其一是人类自然生命的正常繁衍,其二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传承创新。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主要代表的社会文化组织是人类文化(文明)传承创新的主体。据统计,在1520年前成立的全世界各种社会组织中,现在仍然沿用创立之初的名字,并从未改变经营方式及所从事事业的,仅留下85个,在这85个社会组织中除了15个是宗教团体外,其余的70个全是大学。

    对比中西方大学理念或校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西方经典的大学理念认为大学在于“求智”, 探索“本原”,即传授知识,知识对国家社会的促进作用也只是到了20世纪之后才不断显现的。而中国近现代大学(包括古代的书院)更强调大学的“问道”“传道”及“育人”,寻求治国安邦的大学问,培养国家或社会的栋梁。这种不同主要取决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来源于中西的文化之“根”。西方的大学理念发端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心智以探究真理。中国的大学之道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大学》所提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重通过修身使个体达到道德完善的境界。

    20世纪初至40年代,伴随着我国大学制度的逐渐形成,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将西方大学理念与中国大学改革实践相结合并使之本土化,提出了对中国近代大学的理念、大学精神的认识与看法。他们在国家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下,心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救亡思想,维系大学之人文精神、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维护学术尊严,捍卫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推崇通才教育,倡导教授治校的基本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与挖掘,是我们当今研究大学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础。其间,尤以西南联大的案例最具有典型意义。这所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临时拼凑组合而成的大学,条件极其简陋,有的教室就设在当地的楼堂庙宇或简易平房,教授与老百姓同住在土坯农舍民房,物质匮乏,入不敷出,有的教师甚至迫不得已典当部分家产以维持生计……此景此情,堪称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所持续了仅仅8年的大学,却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量人才,包括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不得不说是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冯友兰先生所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有一段话:“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我们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教育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统一的,只有扎根中国才能更好走向世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今天,中国的大学必须讲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作者系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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