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为他建立的饶宗颐学术馆里 CFP 图

饶宗颐的书画作品

    都市时报记者 林野 发自福建泉州

这是个大师们远去的时代。不仅因为大师仙去的步伐，更因为时代的选择性遗忘，让大师归于沉寂。如同木心已经不被很多人了解，同样，95岁的东方鸿儒饶宗颐，很多人也并不认识。大师的远去，以及漠视大师的远去，是这文化断裂的深深伤痕。

也许正因为对大师们逝去的恐慌，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研究饶宗颐。

12月10日，“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国立华侨大学召开。

12月16日，位于香港上环的潮州商会俱乐部，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颁证仪式上，在近百位文化艺术界、教育界、传媒界嘉宾以及诸位亲友的共同见证下，现居香港的学界泰斗饶宗颐正式接过西泠印社社长证书。

两件大事，让饶宗颐这个名字再次浮现在大众面前。已经94岁高龄的饶宗颐渴望在他鲐背之年“为吾邦国之文化复兴尽一己之力”。

一直以来，汉学是一门西方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系统，是西方人发起的对中国文化所进行的研究。而国学则是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进行的研究。

而饶宗颐对汉学、国学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中华民族的文化不应该简单地被名称割裂开来，中国还有少数民族，在外还有华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也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如果要一个称呼，应该叫“华学”。

初中没毕业

父亲十万藏书滋润饶宗颐成长

国学界素有“南饶北季”之美誉，指的正是饶宗颐与季羡林。2008年，季羡林和饶宗颐有过一次著名的“世纪碰面”，季羡林表示，饶宗颐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大师。

其实饶宗颐不喜欢被称为大师，因为他觉得，大师在佛学里是指和尚，“我又不是和尚”。

虽然学问涵盖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中外关系史、音乐、词学、经学、潮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目录学、简帛学，还精通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然而实际上，饶宗颐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其祖上曾经是广东潮州首富，他完全可以凭借家族的实力在商业领域成就一方伟业，但是他选择了文。

饶宗颐的女婿、香港大学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邓伟雄告诉记者，这和饶宗颐父亲的影响关系密切。

饶宗颐的祖父曾开办钱庄，而父亲饶鄂有兄弟四人，皆有钱庄事业，唯独饶鄂十分好文，从事文字研究，财富全都用来购书、藏书。饶鄂曾经为东晋高僧法显大师西行印度求法的传记《佛国记》作过注解。他还在家中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其中藏书近十万卷。

正是因为家学渊源和富裕的家庭条件，使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

受父亲影响，儿时的饶宗颐常沉浸于书海中。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求学的时候，饶宗颐却喜欢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读书。从《资治通鉴》到佛经，从老庄到还珠楼主，饶宗颐无书不读。

饶宗颐本人天分极高，一目十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过目不忘。正是在天啸楼，饶宗颐建立了良好的基础，阅读了大量古典文集，且无科不修。

现代教育常常为人诟病的弊端之一，就是在强调学科系统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使各个学科相互割裂开来。而饶宗颐的学术特点之一，在于他没有什么既定的非常明确的学科界限，非常善于通过多学科的互相渗透与沟通，在几门学科的边缘地带开辟新领域。

仅此而言，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不在学科之间画地为牢，或许正是饶先生之福，也是学界之幸。

后来，父亲壮年离世，给他留下产业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面对两难选择，饶宗颐最后放弃了家里的生意，选择继承父亲未完成的学术，终在18岁那年完成父亲的遗志，续编《潮州艺文志》，在学术界声名鹊起，深刻影响此后地方志的编撰。

放弃入滇

在香港成就东方鸿儒美名

《潮州艺文志》刊登出来后，引起了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注意，于是不到20岁的饶宗颐被聘请担任广东通志馆的纂修。抗日战争初期，又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中山大学地方志的藏书量非常丰富，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位。

不久，日军占领广州城，中山大学迁往云南。饶宗颐打算经香港再去云南，但是在香港大病了一场，因此滞留。

据史料记载，1938年的香港，云集了大量前来避难的学者，鲁迅、胡适、陈寅恪这些在学界呼风唤雨的人物都在香港讲学、任教。

此时，朋友都劝饶宗颐不要去云南了。犹豫中的饶宗颐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前任总经理王云五和大学者叶恭绰，并接受了二者的邀请，帮助其搜集整理资料，先后帮助王云五、叶恭绰编《中山大辞典》和四角号码，以及《全清词钞》，并接触阅读了大量古文字材料和珍本。真正进入词学研究的前线，令这位有志于乡邦文献的才子视野敞开。

正因为如此，饶宗颐在香港长期居住了下来，并且在1940年推出了其成名作《楚辞地理考》上、中、下三卷20篇，提出许多同楚辞学大师钱穆不同的观点。当时45岁的钱穆已经卓然大家，而饶宗颐只有23岁。

1952年，饶宗颐进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全面浸淫在汉学的研究中，并一路高歌猛进。还推出了《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著作。

饶宗颐曾说过，香港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他是幸运的，很多学者做学问的环境没有他好。的确，饶宗颐让很多大陆学者羡慕：要研究梵文，他去印度；要考证甲骨文，他到日本；想研究敦煌学，他上法国。差不多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饶宗颐的足迹几乎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

就在那个时候，后来与他被合称为“北钟南饶”的钱钟书，正在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做着信件收发工作。而身处香港的饶宗颐，综合了天赋异禀、极度的刻苦和学术自由，最终造成了学术界的震动和传奇。

1962年，他因在甲骨学上的贡献而获法国最高学术成就的儒莲汉学奖。1993年，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125年来索邦研究院首次授予人文科学博士学位，也是首次授予一个外国人。

香港对饶宗颐而言，是重要的。在香港，他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史活的百科全书”、“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并最终成长为东方鸿儒。

饶宗颐对香港同样重要，他让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城市之一绽放出文化的光芒。余秋雨曾经说过：“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迎难而上退而不休

70年间治学领域遍及10大门类

陈寅恪在他遗嘱性的《赠蒋秉南序》中曾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天水一朝为何有那么高的文化成就，关键的就在于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是饶宗颐一生做学问的座右铭。

1979年，饶宗颐从香港大学退休，但是，坚信学者当退而不休的他再度去了法国，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部讲授“中国古代宗教”课程。

此后，他在新加坡开画展，到澳门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中国大陆、日本、美国耶鲁大学讲学，直到2000年，由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亲自给他佩戴“大紫荆勋章”时，饶宗颐的脚步才稍稍慢了下来。

他不让自己闲下来，他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监督自己。“因为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一个苦心，在苦中求乐，要耐苦，要不怕苦。要这样子，才能静修，修得静。要受很多打击，或者受很多痛苦，都安然置之。”

在从港大退休前，60岁的饶宗颐开始研究起了希腊的楔形文字。这种迎难而上的刻苦品质，使得饶宗颐掌握了诸多别人不曾掌握也不一定能掌握的文化技能和知识门类。渐渐地，一个庞大的学问体系在饶宗颐的头脑中渐渐清晰，他如同一个活目录、活字典，触类旁通，在诸多领域一鸣惊人。

这就是他自己说的，立德、立功、立名。在一个访谈节目中，饶宗颐认为，立德排第一，就是造成这个人。人有character（特质、个性、骨气），这一点是先修养，要追求不朽。在不朽中找你自己的自在。

正是这种笔耕不辍的劲头，70年间，饶宗颐治学之领域遍及10大门类，至今出版书70种，学术论文过500篇。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

季羡林曾对饶宗颐一生学术的造诣有如此评价：“饶宗颐先生在中国文、史、哲和艺术界，以至在世界汉学界都是一个极高的标尺。”

即使如今已是94岁高龄，饶宗颐仍没有放弃研究和书法。邓伟雄告诉记者，饶宗颐每天最大的乐趣还是看书和写字、画画，书法已经成为他的一种运动，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写字，然后9点休息，11点开始看书，“本次研讨会展出的60件书画作品都是他今年所作”。

出任西泠印社社长

东学西渐 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

西泠印社，一个老牌的顶尖国际性金石篆刻学术团队，107年的历史沉淀让其汇聚了足够多的精英，如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

作为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团体，2009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泠印社作为国际印学中心的地位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权威认可。

就在“饶宗颐与华学国际研讨会”刚落下帷幕不久，香港传来消息，94岁高龄的饶宗颐接掌西泠印社，成为其第七任社长。启功去世后空缺6年的社长职位终于有了归属。

获选当天，饶宗颐说，西泠近几任的社长，都不是刻印的。虽然叫印社，但应该有世界性的视野，扩大影响。而挂帅首日，饶宗颐对百年西泠未来提出的关键词，还是“世界性”，开拓这个以中国传统印学为核心的百年社团的世界影响力，借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正吻合了饶宗颐“东学西渐”的一贯主张。

当年饶宗颐为了去看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里的“中国马”（洞窟中的动物壁画是人类美术史上最早的绘画记录，距今已有15000年左右），排了整整一年的队。在他看来，传统的艺术可以发挥出世界性的影响力，他希望西泠印社能不仅仅限于刻印，而是经过开拓与努力，提升到学术层面，让全世界都能够了解中华的文化艺术。

对饶宗颐关于西泠印社未来的设想，女婿邓伟雄是了解的。他说，现在的世界就是东学西渐的年代，而饶先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本月19日，为了表彰饶宗颐的突出贡献，中国文化部为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饶宗颐、李嘉诚，作为20世纪潮州走出来的巨擘，一个自学成才，一个白手起家，成为华人文化、经济的两大高峰。李嘉诚之后，也许会有更多“李超人”，而饶宗颐之后，许多人担忧后继无人。但饶宗颐说：“我不大担心文化传统会断层。重要的是启发他们，‘啊！原来古代文化也有趣’。像我，一直生活在兴趣之中。”

在香江入海口的东方之珠，饶宗颐演绎了一个将近百年的文化传奇。当今之世，能集经学、佛学、史学、考古、文学、书画、音律、梵语于一身而著作等身，只有饶宗颐，他毕生治学的秘诀只有两个字：“敬”重中华文化，热“爱”文学艺术。

●对话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

“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需要华学”

贾益民，1956年10月生，山东省惠民县人，汉族。教授，现任华侨大学校长、厦门大学海外华文教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与海外华文教育、文艺学、比较文学、马列文论、美学。

都市时报：你认为召开这个“饶宗颐与华学国际研讨会”的意义和目的何在？

贾益民：饶宗颐作为国学泰斗，本身就具有非常大的研究意义。这次饶公又提出这个“华学”的概念，我认为更具包容性，也更容易为外国朋友以及华人华侨所认同，因此意义非常重大。

另外，“华学”概念的提出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史实。华学融合了我们历史上的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可以说它是世界范围内所有中国人沉淀下来的文化，在文化上符合我们“大中华”的概念。

一直以来，海外华人华侨在异国的生活和工作本身就是在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文字方面都有力地传播了中华文化，因此这个概念对他们而言会有很强的认同感。当然也不能忽视这数百年来西方文明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研究，我们称他们的研究为“汉学”。概念的不同所造成的局限性会在交流上产生一些障碍，我们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需要华学，需要跨文化的交流。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参加的研讨会，对今后华学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和弘扬有深远的意义，同时也指明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都市时报：在华侨大学举办这种高水平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优势在哪里？

贾益民：我想概括起来说就是一个“华”字。饶宗颐是华学的首创者，华侨大学则拥有来自汉族以及少数民族和海外的华人华侨，应该说二者是共通的。

华侨大学办校60多年来，为大陆、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在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和这些地区联系密切。从这一点上来说，华侨大学是我们中华文化输出的一个前沿阵地。华大一直以来都在推动华学研究和华文教育，并且为当地培养输送了大量师资力量，所以华大有承担华学发展的义务，在推动华学的国际化传播方面，有着重大责任，学校也有能力和信心成为大作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都市时报：在城市等级划分上，泉州应属二三线城市。你认为位于这个城市的华侨大学在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方面，有哪些不足？该如何避免这些不足？

贾益民：这点不可否认。在福建，从城市综合发展角度考虑，泉州应该是二线城市。一直以来，大家普遍认为是福建的交通问题造成了这个局面，但是我认为这不能成为借口。

我们不能否认在师资力量以及人才引进方面，我们的确有不足。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泉州如今在不断发展，城市的硬件以及软件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对推动当地高校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华侨大学现在有泉州和厦门两个校区，位置没有北京、上海、广州那么优越，但是我们应该扬长避短。福建位于海峡西岸，和台湾隔海相望，在海峡两岸交流方面有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泉州和厦门是中国有名的侨乡，尤其是泉州，有相当数量的海外侨胞，这在吸引投资，推动教育发展方面有重要作用。此外，泉州、厦门还有传统的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我想这也代表着我们中国人敢拼敢搏的传统。

如今，随着福州到厦门动车的开行，北可以连接上海等发达城市。随着明年厦深高铁的开通，泉州、厦门将在沿海占据重要的位置。因此，我对华侨大学未来的发展和影响充满信心。

都市时报：都说“南饶北季”，此次饶宗颐赠送了华大校园精神的题词“宽容为本，和而不同”，此前季羡林为华大题写“会通中外，并育德才”的校训。两位著名的国学大师，在华大再次有了交集，你是如何看待的？

贾益民：我想这是华大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刻。两位泰斗级人物和华大的这种关联，应该说在提升华大影响力方面、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及师资力量提升方面都有促进作用。

两位大师都是学贯古今、融汇中外的大家，华大的校训以及校园精神从治学角度来说也体现出了两位大家的治学态度。二老的题词也丰富了这两句话的含义，对华大师生而言是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都市时报：你自己本身也是从事华文教育研究的，不知道你对华侨大学华文教育未来的设想是什么？

贾益民：华侨大学一直以来都倡导“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为办学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和“会通中外、并育德才”的办学理念。要办出国际化的特色，今后势必要多参加或者举办这种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加强交流。

同时，针对我们的优势学科，比如汉语国际教学以及一些其他重点学科方面，讲加强师资力量的整合，以及重点引进相关人才。

一直以来我们在华文教育这块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我们每年都会选派一些综合能力优秀的毕业生前往东南亚一带支教。此外，还有华语青少年冬令营、中华文化大乐园、孔子学院等，已经在当地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

今后将根据实际情况，整合一些力量，致力于华文的学科建设，重点整合文学院以及华文学院的师资力量，来建设好这个学科，让华文教育再上一个台阶，扩大和东南亚在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交流。

●汉学生态小调查

汉学教育：语言和文化二者不应割裂

本月13日，第六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个一年一度举办的大会吸引了105个国家和地区的两千余位大学校长和孔子学院代表参加。这也折射出了近年国际上流行的汉学热。

根据国家汉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0月，各国已建立691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分布在96个国家和地区。日渐升温的汉学热也让一些专家表示了担忧。

在今年9月于山东举行的“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路径系列学术论坛”上，台湾政治大学周惠民教授就担忧地表示，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以语言为主，文化被弱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汉语，但对中华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影响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周惠民认为，我们所谓的汉学热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自我中心的误区，实际的汉学推广和普及程度还很局限。以德语区为例，全区内约有30多所高校教授中文，但每年只有200名左右的学生毕业，加上部分汉学学者所从事的研究专门性较强，不能应用于实际教学。

周惠民介绍说，要走出这种汉学推广的误区需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在大力推进语言国际化的同时还应该对民族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知、认同、理解和传承，才能最终摆脱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以语言为主、不以文化为主的局面。

但是对此，上海大学外国语教授谢天振表示了乐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学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应该给他们这个过程，中文说好了，兴趣会带领他们继续学习中国文化。他认为，如果这个势头持续下去，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文学就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谢天振还举例说，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其实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林纾是第一位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引进中国的翻译家。为了能让中国读者接受，他在翻译时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但是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其实是从最近这二三十年才开始的。谢天振认为，不能忽略这个重要的背景，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学习汉语。

    原文链接：http://times.clzg.cn/html/2011-12/27/content_2500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