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社科界青年学者论坛现场。

本版文/通讯员 胡志盛 黄健 整理 本版图/本报记者 黄晓珍

深入研究深刻阐释，交流观点形成共识。3月22日—24日，由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大学主办，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侨大学研究基地、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2024 年福建社科界青年学者论坛”在华侨大学举行。

为加快建设社科强省贡献厦门力量，厦门市社科联彰显“联”的优势，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本次论坛精心谋划、认真筹备，事先向社会公开征集论文，收到省内外高校、研究机构70多个单位投稿论文139篇，形成了一批有理论深度、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经专家评审，62篇论文入选论坛优秀论文。

本次论坛包括开幕式、主旨报告和论坛交流三个环节。活动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信礼，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明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杨洪源分别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探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生成与内在逻辑”为题作主旨演讲。

论坛交流环节，20位论文作者代表围绕论坛主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深入开展研讨交流。

通过研讨交流，进一步激发广大社科界青年学者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社科强省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摘要编发部分青年学者发言，以飨读者。（编排以发言先后为序）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

●何铭灏（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系副主任、副教授）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文化理念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不仅促进了福建的文化发展，更为全国多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文化建设实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来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原创性文化理论的来源。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理念，强调通过展示民族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等方式，彰显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二是文化事业建设方法上的系统性来源。首先，坚持开放包容，守正创新。其次，注重当前和未来文化建设工作的具体部署。他强调文化建设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促进文化事业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第三，是文化立场开放性的来源。在整合传统与现代文化方面，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要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在整合国际与本土文脉方面，鼓励在文化实践中吸取各国文明的精华，同时保持中国文化的本土特色。在加强与海外侨胞的联系方面，通过与海外侨胞的联系，促进了侨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文化工作的关注，凸显了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理解，对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一应着重加强具有区域特色、体现中国精神的文化建设，通过振兴传统艺术形式展示地方文化魅力。二应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传统文化对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三应提倡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以赢得现代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四应致力于繁荣文化事业和产业，促进人民全面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五应深化“两个结合”，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促进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六应坚持加强文明交流与借鉴，推动各国文明共融共荣，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用好数字农人 助力乡村振兴

●黄美笛（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方式如何应对现代市场风险，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一个难点。以小农户主导的家庭经营没有能力直接对接广阔的现代市场，必须借助一定的中介。因此，谁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升级，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长期、持续、有效连接？数字农人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流量主体，正在成为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的重要中介。短视频直播平台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乡村电商创业成为乡村振兴新现象，数字农人开始成为带动农产品销售、创新农业品牌营销、促进乡村旅游的有生力量。

公共领域中的流量是数字农人的主要流量来源。但长期可行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并不能只依靠公域流量，还需积极引导公域流量向私人领域流动。无论是公域流量还是私域流量，它们的产生、积累与流动，都以数据和平台为关键基础，在“流量—数据—平台”的整体结构中流动并发挥作用。除了庞大的线上流量积累，数字农人还需要处理好与村民、合作社、企业、媒体以及政府等各方之间的现实社会关系。数字农人的个体流量若要有力促进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相应的运营体系，并持续发展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的产业链商业模式。这种数字农人以个体流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既根植于乡土社会，又链接到现代市场，极大提高了小农户连接大市场的可行性，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可能路径。

然而，这一组织形态在乡村社会中还不具备普适性。一是因为乡村中大部分数字农人缺乏系统“网红计划”培训经验，没有流量或流量资源很少，不能充分发挥流量赋能的积极作用。二是因为社交网络平台竞争日益激烈，同边网络效应、跨边网络效应和转换成本日益提高，极易引致“头部集中，赢家通吃”效应。三是因为有一部分返乡人群回乡创业后，并不能真正“嵌入”村庄、深入人群。要充分激活该组织形态的力量，应对数字农人流量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组织问题，关键在于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高度出发，立足党建力量，引领乡村基层治理。

文明形态变革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创新

●刘也（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明形态变革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通向文明形态变革之路。文明形态变革提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文明形态“选择”。以文明形态变革为现实土壤，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到文化与文明形态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表征。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新的文化发展模式方法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第二个结合”的坚守，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认识之“体”与转化方法之“用”的时代性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方法论目标指向社会发展或社会变革。一方面，文化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有机构成。另一方面，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引领、民心凝聚与价值导向的关键作用。

人的存在方式变革是文明形态变革的最终价值指向。以资本增殖逻辑构筑起来的西方现代性，忽略人的文化生存体验，其原因在于资本文明形态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虚假的独立性，本质上仍旧是对物的依赖性和对他人的依附性。变革“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实现人的自由个性，文化是关键路径。文化主体性贯穿于这一过程及其目的的统一性中。习近平文化思想致力于在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在文化发展领域增进民生福祉。

总的来看，在文明形态变革的意义上，社会的转型向文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文化理念创新也扎根于社会转型的现实土壤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感，在于对时代的整体性的把握和理想性的引导。正如马克思所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建构海洋文化传播体系的四点对策

●苏文（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建设“海洋强国”，建设与传播我国的海洋文化是重要一环。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陆海双构的复合型国家，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和平友好、互助合作型的海洋文化。

尽管在海洋文化研究与传播上已取得不少进展，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海洋文化的专业化研究起步较晚，海洋文化传播主体的传播意识仍较薄弱，国内民众的海洋意识欠缺，海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渗透力较弱。笔者从海洋文化传播体系的建构，提出4点对策建议：

1.从传播主体看，传播中国的海洋文化，应发挥大众传媒的主体作用。一个国家在海洋议题上能够在民众间与国际上形成多大的共识，相当程度上与传媒所传播的信息、体现的观念紧密相关。大众传媒不能只是简单地报道发生的涉海新闻，而是应该拥有主动传播海洋文化的意识，有计划有策略地传播我国的海洋文化。

2.从传播对象看，青少年的海洋意识代表着未来我国民众的海洋意识。但多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群体海洋意识较为淡薄，海洋知识急需补课。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少年而言，相对传统大众媒体，微博、微信、微电影、短视频、直播、动漫等新媒体形式更有吸引力。因此在传播海洋文化上，传播主体也需要借助各受众层最常接触的媒介，传播他们最喜爱的海洋文化内容。

3.从传播内容看，传播中国的海洋文化，必须深挖中国特有的海洋文化元素。海洋文化元素可以细分为三个类别。以福建省为例，大黄鱼养殖、福船制造、蚵壳厝营造等属于物质文化元素；蟳埔女的簪花、送王船仪式、闽南博饼等属于制度文化元素；妈祖信仰、郑成功信俗等则属于精神文化元素。通过对这三类文化元素的深度挖掘，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我国丰富的海洋文化现象。

4.从传播形式看，传播中国的海洋文化，就要学会讲好中国的“海洋故事”。注重挖掘民众在海洋旅游、休闲渔业、涉海体育、海洋会展、海洋艺术等软性内容中的真实体验，增加中国海洋文化的可感性。此外，制作并传播更多精良的海洋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影视作品，提高我国海洋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提升福建地域形象的国际传播水平

●唐沛（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

福建地域文化多元，妈祖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黄檗文化等地域文化赋予福建形象丰富的内涵，在对外传播时形成一张张底蕴深厚的福建名片。

经研究发现，福建区域形象的国际传播存在一些短板，在传播内容上建议从三个层面优化提升。

1.重视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民俗文化的协同表达。研究发现，自然风光类视频并未获得良好的受众反馈，但是在展示“生态化的八闽形象”时具有无法取代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这类视频的宣传价值。因此，自然风光类视频可以与福建人文历史相结合，在青山绿水的“外壳”中注入福建历史文化的“魂”。福清市的黄檗山享有“有地皆旖旎，无处不烟霞”的美誉，将黄檗山的美景与黄檗文化有机融合，才能产生出更强的吸引力。

2.重视抗击自然灾害与城市景观协调发展。在TikTok海外平台上，福建的台风、洪水等内容因涉及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问题而备受关注。但这类视频的点赞量和评论数都不高，说明没有引发受众的共鸣。从内容层面分析，这类视频很少将镜头对准展现人们齐心协力对抗自然灾害的过程。如果我们将抗御自然灾害类与城市景观类相结合，记录福建一些城市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展现出的众志成城、勇敢抗击，很可能会激发起受众的认同感。

3.重视福建美食、旅游推介与人文历史协同发展。美食作为一种“记忆符号”具有很高的普适性，应当挖掘食物背后的文化内涵，继而将当地的美食、美景、人文历史连成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大部分海外受众从未来过福建，也从未品尝过福建美食，因此简单的美食制作过程或难以激发起受众的体验欲望。我们可以探寻福建特色美食背后更多元的文化价值，为海外受众呈现美食文化的盛宴。将福建美食与当地旅游、人文历史协同发展，不仅能增加视频内容丰富度，而且能构建独一无二的福建区域形象。

智媒时代 如何做好“中国故事”出海传播

●王 鹭（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智媒时代开创了国际传播新纪元，也为“中国故事”的顺利出海创设了得天独厚的媒介条件，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党的二十大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智媒体凭借着“智+媒”的深度融合改变了信息分发格局，带来了传播环境的三重嬗变：一是“智”的数字化手段，推动了技术工具嬗变。智媒体让“中国故事”不再受到地域边界的限制，而是在数字平台上实现了矩阵式播发。二是“媒”的政治化功能，助力了历史格局嬗变。政治性是媒介与生俱来的内生属性，因此智媒体上的“中国故事”也不可避免地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文化传播、价值观引导、理想信念教育等功能，强化国家形象的塑造。三是以具体化感知，契合了需求审美嬗变。智媒体上的“中国故事”更加侧重从草根或素人的视角切入，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展现身边人、身边事，以满足短、平、快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风格。

媒介迭代虽然为“中国故事”的创作、讲述和传播奠定了技术条件，但“中国故事”在出海传播也面临着四重阻碍。如：宣教式传播，激发排斥情绪；复刻式传播，加剧审美疲劳；泛娱式传播，加速意义消解；对冲式传播，撕裂价值共识。

面对智媒时代的媒介革新浪潮，“中国故事”在未来的出海传播过程中可在三个方面着重发力。一是以情动人，构建情感桥梁。深掘“中国故事”中打动人的细节，激发受众的同理心，调动阅读情绪，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二是以理服人，增加佐证素材。借助智媒体直观、生动和形象的特性，用好思维导图、动画、短视频等呈现方式，辅以数据、案例和图表，强化故事的信服力。三是以文化人，彰显中国特色。深入研究智媒体的平台调性，在故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显中国特色和中国精神，展现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故事的亲和力。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谢丽彬（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副教授）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给科技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也为传统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资源，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坚持文化为本。始终以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目标，确保技术在服务文化的过程中不损害文化的本质和价值；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核心价值，将其与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相结合，倒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内容与传承形式的改革；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为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

2.鼓励跨界融合。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顶层设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所蕴含的时代价值与文化精髓；鼓励不同领域和行业的跨界合作，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相结合，共同推动文化创新的发展；探索与其他科技领域的融合，以拓展文化创新的边界和可能性。

3.关注用户体验。关注用户需求和体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了解目标受众的需求和喜好，为文化创新提供方向和动力；促进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让科技为艺术创作提供新的表达方式和观众体验，同时让艺术赋予科技以人文关怀和审美价值。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观众呈现沉浸式的艺术体验，通过艺术家的创意和情感赋予技术以人文内涵，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互动性和参与感。

4.注重可持续发展。确保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可持续性，不仅关注短期效益，更要考虑长期影响和价值；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尊重文化的原始形态和文化内涵，确保技术在服务文化的过程中不破坏文化的生态平衡；培养可持续的人才队伍，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5.完善技术法规监督。制定相关法规和伦理规范，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中的合理应用；加强对技术应用的监督和管理，避免技术的滥用和侵犯文化权益的行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内传播、跨国传播等环节中安全可控；倡导科技伦理和文化责任，让技术服务于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

从两个方面增强国际传播力提升国际话语权

●张楠（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工作，展现更好的中国形象。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上，我国已取得较多成就，然而目前我国的国际环境形象塑造并未能与出色的环境保护成果相匹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目前仍然存在。如何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值得认真思考和应对。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国际传播秩序的变革；社交媒体为中国国家的形象塑造和环境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与媒介。包括草根在内的越来越多元的用户逐渐成为国际舆论中讨论中国环境议题的主体，多元叙事主体的参与拓宽了我国国际传播的渠道与受众面。通过海外社交媒体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塑造更加积极和真实的中国环境形象，对于我国在国际舆论平台中突破西方国家的话语权限制、提高国际传播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下以“推特”为代表的海外社交媒体上中国环境形象传播的特征，从两个方面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国际传播策略。

第一，官方账号积极发声，主动引导中国环境议题的国际舆论。目前在推特平台讨论中国环境议题的用户网络中，中国政府和中国主流媒体的参与尚显不足，关注中国环境的海外用户将可能错失有关中国环境的官方信息，从而造成中国媒体在传播格局中的被动局面，甚至出现有关中国环境形象的不实信息泛滥。这不仅需要官方媒体积极主动发声、回应外国公众的关切，更应该加强国际传播舆论的相关研究，增强我国不同话题下的国际传播能力，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环境”叙事体系。

第二，借助意见领袖话语，以“他山之石攻玉”。在讨论中国环境议题的用户网络中，核心用户节点已然形成且呈现出多元的意见领袖身份，垂直性的小群体内传播比广泛性的群体间传播具有更强的影响力。这些意见领袖中以国外的草根民众、自媒体用户等居多，展示了在中国环境议题下民间力量的强大传播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环境议题的传播过程中，应着重把握和影响这些代表民间力量的传播者，通过他们的影响力促进中国环境形象的正面建构。

原文链接：https://epaper.xmrb.com/xmrb/pc/con/202403/27/content_19835.html

（编辑：李玲钰）